邓稼先: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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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1924年6月出生,安徽怀宁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无愧于中国“两弹”元勋的光荣称号。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为建立和发展我国的核武器事业,增强国防力量,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维护世界和平而呕心沥血,默默无闻地忘我奋斗数十年,无私地奉献了大半生的精力。他是新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邓稼先

冲破层层阻挠坚定选择回国

1948年9月,邓稼先赴美深造。到美国后,来到位于芝加哥以南约100英里的印第安纳州的拉斐特城,进入普渡校园。在美国的大学排名中,普渡大学虽不算十分显赫,但理工科的水平很高,在我国过去就有过“清华认麻省,交大认普渡”的说法。尤其是她的物理系十分有名,且收费较为低廉。邓稼先所学的专业,则是当时物理学的最新分支之一——原子核物理,这是本世纪初才创立的物理学重要分支。邓稼先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学习时加倍地勤奋、刻苦。但对于那些只需稍微看看书就可以通过的课程,他并不去花费十分的精力,他将节省下来的宝贵时间,全部用于钻研处于物理学发展前沿的最新成果。邓稼先以本科的学历直接攻读博士,两年便取得学位,这是很少见的例子。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学业,还先后当选为留美科协普渡大学分会的干事和总会的干事。

1950年6月下旬,留美科协在芝加哥城北的邓肯湖畔举行年会,主要议题自然是围绕着新生的祖国。从邓肯湖畔回到普渡校园,邓稼先即开始写作博士论文。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便写成了题为《氚核的光致蜕变》的学位论文。8月15日,论文答辩顺利通过。20日,他头戴方帽,身着长袍,领取了博士学位证书。

8月29日,即邓稼先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九天,他便冲破层层阻挠,并谢绝了导师好意的挽留,和另外一百九十多名中国留学生及学者一道,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辗转回国。他不仅带回了最新的科学知识,而且向祖国和人民献上了一颗纯洁的透明的赤子之心。1950年10月,26岁的邓稼先进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的研究,任助理研究员。

要反对原子弹,必须自己有原子弹

1945年7月16日,美国人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苏联人在1949年也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1952年,美国又制成第一颗氢弹……然而在50年代初,中国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却基本上是一个空白。

由于不甘心于在朝鲜战场上遭到的惨败,1953年1月,美国艾森豪威尔在他的竞选演说中声称,美国必须用自己的核优势对中国、苏联进行大规模的核报复。当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绝密备忘录记载:艾森豪威尔曾提请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用核武器结束旷日持久的朝鲜战争。1954年,美、英、法等国在华盛顿开会,计划对支持越南解放斗争的新中国作出“核反应”……面对战争狂人频繁的核威胁、恫吓,经历过急风暴雨的中国人民,镇定自若,坚强不屈。当然,也不是“熟视无睹”。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及地质部副部长刘杰等到会,就我国当时的核科学研究状况,铀矿资源以及核反应堆、原子弹原理等方面的问题作了专门汇报。就在这次会议上,原子能事业被排上了新中国建设的时间表。1956年4月2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在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8年8月的一天,当时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教授找到邓稼先,告诉他我们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想请他参加这项工作。敏感的邓稼先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不禁激动万分:党把这么重大、机密的任务交给他,说明了对他的无限信任,是他的无上光荣。除了拼尽全力,鞠躬尽瘁而为之,他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第二天,邓稼先就被调入二机部刚刚成立的核武器研究所,担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研制的理论设计工作。从这一天起,他从近代物理研究所“消失了”,他的名字也不再出现于公开场合和公开出版物上,直到漫长的28年之后。当时,他刚刚年满34岁。

“得令”之后的第一件事是“调兵遣将”。邓稼先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从北京和全国各大名牌大学中挑选了二三十名优秀毕业生,组成了一个年轻而精力旺盛的战斗集体。最初的计划是向苏联专家学习,走仿制的道路。邓稼先和伙伴们翘首以待,望眼欲穿,等到的却是苏联政府竟背信弃义,撕毁了全部协议,撤走了全部专家。当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刘杰找到邓稼先,神色严峻地告诉他:“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原子弹理论设计得靠自己干了。”其实,这一点,邓稼先多多少少已经预料到了。

中央下定决心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原子弹研制,就定名为“596”工程,意思是要从1959年6月苏联政府撕毁协定之日起,走上独立研制的道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爽朗地鼓励大家:“你们大胆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是我们书记处的。”这一变故自然也给邓稼先的肩头平添了数倍的重量:几乎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他带领科研人员开始了极其艰难的探索与开拓。

早先有个苏联专家曾开列了几十本书,说是把它们全部读完之后,才能提造原子弹的事。邓稼先知道,果真按此办理的话,几十年也造不出原子弹来。他凭着自己的学识与悟性,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果断地确定从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这三个方面去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奥秘。后来的实践证明,把这三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是非常正确的,它避免了大量盲目的探索,大大地节省了时间与精力,它是以后研究制造工作进展顺利的极为重要的保证。可以说它是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中的一个里程碑。

有了正确的主攻方向并不等于马上就能取得成果,摆在理论部同志们面前的仍有数不清的困难。邓稼先提出的口号是,边干边学!但是他们手里只有一本由钱三强教授带回来的俄文版《超音束流和冲击波》,找遍北京的图书馆里没有第二本。他们的办法是大家围着长桌集体阅读,一人念,大家译,读一章,译一章。连夜译,连夜便刻写、油印出来。此时的邓稼先,既是领导,又是老师,有时还是学生。为了弄懂一个问题,他常常彻夜不眠,早上用冷水冲冲头,便匆匆开始讲解。有时备课到凌晨,他便头枕两本书,在办公桌上凑合眯一会眼,随即又开始紧张的一天。在那些日子里,邓稼先满脑子都是书里的东西。有一次他骑车回家,摔进了路边的水沟,爬起来后迷迷瞪瞪地又折回了办公室。

1960年春,他们开始寻找一个非常关键的参数,也是一个高度机密的参数,任何国家都对它保密。以前曾请教过一位苏联专家,他随口说了一个数值,为了加以验证,邓稼先他们先后进行了费时近一年的计算,然而运算的结果,都与苏联专家所提供的数据大相径庭。究竟孰是孰非?一时似乎难以找到明确的答案。经过进一步的验证,表明邓稼先他们计算所得出的结果是正确的,而苏联专家所说的数据则是错的。

1961年夏,中央要求加快原子弹研制的速度,争取不迟于1963年把初步设计方案拿出来。他们的工作量达到了极限,白天不够用,晚上挑灯夜战;一周六天干不完,连星期天也搭上。每一周都要开讨论会,不论是著名科学家,还是初出茅庐的小青年,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有时还争得面红耳赤。一个个假想、猜测在争论中形成,他们造出了一系列在文献上找不到的公式,列出了许多异常复杂的方程组。而要解这些问题,同样远非易事。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称他们所计算的对象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尽管国家已把当时唯一的大型计算机安排给他们使用,可他们手里同时还使用着落后的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还有古老的算盘。

邓稼先和大家一起,不分昼夜地捕捉着原子弹的踪迹。困了,趴在床上打个盹,接着再算。有一次他伏在办公桌上睡着了,1米80的大个头,重心不稳,一下子摔在地上,可他竟没有醒,反而越睡越香。还有一次,他指导青年人写理论计算报告,讲完了之后,他自己却站着睡着了。

在研究“高温高压下物质状态方程”时,由于保密的原因,国外从不发表有关核材料的状态方程。而国内当时的条件,也无法去模拟出一个像原子弹爆炸那个瞬间的高温高压状态。邓稼先领导几个年轻人,绞尽脑汁,夜以继日地进行研究、推算。随着中子运输、流体力学一个个谜团相继被解开,开启原子弹奥秘之锁的钥匙终于找到了。

1962年9月,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诞生。1963年,原子弹总体计划完成,39岁的邓稼先在上面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的戈壁荒漠上,120米高的铁塔托举着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巍然矗立,从70公里以外的开屏机场用肉眼便清晰可见。下午3时整,随着启爆零时的到来,一道强光闪过,一个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直冲云天,好像升起了半个太阳。数秒钟后,一声天崩地裂般的惊雷震响长空,气浪奔涌,排山倒海,令人心魄悸动……

成功了! 邓稼先与战友们像一股潮水似的涌出地下室,大家激动、兴奋地相互拥抱、跳舞,有的人甚至在地下打滚。邓稼先头戴护目镜,眼望那朵倚天接地,壮观无比的蘑菇云,流下了幸福的热泪。

当天,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庄严而又兴奋地宣告: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成功地在西部大沙漠上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核大国对中国实行核垄断、核讹诈的历史从此结束了! 中国试验核武器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此后,中共中央立即指示邓稼先所领导的理论部,集中全部精力,投入氢弹的研制工作。

氢弹的威力则远远超过原子弹。一颗氢弹足以毁灭一座城市。

和原子弹攻关的情形一样,研制人员进行民主讨论,群策群力。经过充分的酝酿与热烈的研讨,大家提出了好几种方案,邓稼先从中归纳出三个方案,由三位副主任带领,兵分三路进行计算。经过多少个通宵达旦的计算、分析、讨论……终于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方案。

1966年12月28日,验证氢弹原理的核试验成功。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央专委决定:按此理论方案,直接进行全当量的氢弹试验。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世界又一次被震撼了。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惊呼:中国的氢弹爆炸“推翻了美国军事计划的时间表”。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的时间;苏联人用了四年,英国人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法国人用了八年零六个月;而当时经济技术条件还十分落后的中国,却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干我们这一行,责任太重大了!”

1972年,邓稼先担任了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即九院的副院长。这之前,除理论部主任外,他还曾担任过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1979年,邓稼先又担任了九院的院长。地位变了,责任重了,可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对己严格待人宽,身体力行,身先士卒。哪里有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

“干我们这一行,责任太重大了!”这是邓稼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一次试验的成败,关系到几千万元的投资,几万人的工作,任重如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到试验场就像把“心提到嗓子眼上。”每次试验前,他都吃不好,睡不好,惦记着那比蛛网还要复杂万倍的控制、测试和监视系统的电缆以及仪器设备的成千上万个环节,唯恐哪一个环节会出什么问题。他时时刻刻牢记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所制定的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他深知,任何一个问题或不起眼的隐患,都有可能酿成弥天大祸。

氢弹试爆成功之后,邓稼先继而带领科技人员致力于研制新的、实战性能更好的氢弹。在这一时期,邓稼先又在技术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许多关键的技术与设计都是在他的亲自参与下提出并取得成果的。

为了能用更精良的武器装备部队,邓稼先四处奔走,一次又一次地深入加工车间。有段时间,他几乎天天都接触放射性物质,因而受到核辐射的损伤也就在所难免了。有一次,采用一种新型材料。第一次加工试验时,邓稼先和少数几位同志在帐篷里开密封罐看测试结果,不料这种新材料的性能十分好,超出了预期的效果。这样一来,原来的防护措施就不够用了,邓稼先他们一下子受到了超出允许剂量数百倍的辐射!

在我国已经进行的前32次核试验中,邓稼先亲自参加和组织指挥的有15次。人们都称他为“福将”,因为凡他主持的重大决策,均无一次失误。然而,为能有这样的成绩,邓稼先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冒过多少次风险,又受到过多少次超剂量的核辐射,谁能数得清?

只要到了试验现场,无论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无论是否需要他亲自出马,无论是不是他的责任,他都感到义不容辞。他已超然物外,常常忘了自己是一个大科学家,是举足轻重的研究院院长。他只想着要弄清疑点,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尽量避免可怕的祸患。

1979年的一次核试验中,出现了一个偶然事故。为了查明出事地点与事故原因,先派出一百多名防化兵前去搜寻,但始终没有找到。考虑到事故可能产生的后果,邓稼先决定亲自去找。在场的同志们都反对他去,基地的司令员也出来阻挡,说:“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但是邓稼先没有听从战友们好心的劝阻,他决定立即上车。车开到事故地区的边缘,邓稼先要汽车停下来,他自己下车独自前往危险区查寻。他对坚持要与自己同行的一位副部长和司机大声喊道:“你们站住!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

事故终于查清了,事先推测的,出现严重后果的可能性也排除了,可邓稼先自己却遭受到难以数计的放射性钚辐射的伤害。几天以后,邓稼先回到北京住进医院作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液里有很强的放射性,白血球内染色体已经呈粉末状,白血球的功能不好,肝脏也受损。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是不正常的。这次事故造成邓稼先健康状况的一个巨大转折,如此强烈的核辐射对身体的伤害是现代医学水平所无法补救的。

死而无憾

1985年7月,邓稼先从基地来北京开会,不知怎么发现大便困难,肛门痛得坐不下来。在妻子的一再催促下,他利用会议的间隙来到301医院看病。原本他想拿点润肠通便的药物就走,不料医生经过仔细检查之后惊诧地问道:“为什么现在才来?”邓稼先被强行留下住院作进一步检查。8月6日,检查结果表明:他患了直肠癌!消息传开,人们都惊呆了。上自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核工业部,下至核武器研制的各个部门、单位,邓稼先的老同事、老同学、亲朋好友,无不为他的生命与健康而感到深深的担忧与牵挂。中央军委首长命令301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挽救邓稼先的生命。张爱萍将军亲自参加制定治疗方案,并在手术时一直守候在手术室旁。

面对无情的绝症,邓稼先却显得十分坦然与冷静。他只有一个念头:在有限的时间里,为党和人民再做一次最后的贡献。把没做完的事尽可能做完。他决定把一些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想法写成书面报告,向中央作出建议;还准备写一本理论物理学的专著。他拖着手术后极其不便的病体,忍着难以想象的剧痛,以超人的毅力,坚持查阅资料,经过反复讨论,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这份极其重要的建议,把它交给了中共中央。而他自己的那本专著,却只写了两章不到,约七八万字。

1986年7月29日下午1时50分,邓稼先在妻子、儿女的守护中长眠,为中国的核武器事业耗尽了最后一滴血。

他最后的遗言是:“死而无憾。”

邓稼先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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