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筑英:知识分子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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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筑英,1938年8月出生,浙江杭州人。是著名光学科学家,一直从事光学传递函数研究工作。曾与他的研究小组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设计了我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和镀膜要求,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许多关键性技术难题。1982年因病逝世,被国务院追授为全国劳动模范。聂荣臻元帅称赞其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2019年9月,蒋筑英被表彰为新中国“最美奋斗者”。

蒋筑英

不断攻克难关

蒋筑英质朴、正直、勤奋,是一块好钢。在导师的指导下,蒋筑英选择了光学传递函数这一开创性课题。60年代初,国外光学传递函数理论已开始应用于生产实践,这是应用光学的理论课题,也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基础技术,而这个科研领域在中国当时还是个空白。

蒋筑英开始在崎岖的科学小路上顽强攀登。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要克服重重难关。蒋筑英说:“科学研究的道路本身就是不平坦的,不会一帆风顺。居里夫人把自己关在小木屋里,节衣缩食,废寝忘食,4年之后才发现镭。我们还没搞到1年呢。要打起精神,继续干!”

在王大珩的带领和指导下,蒋筑英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探索,刻苦钻研,很快就在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初露锋芒。1965年,年仅26岁的蒋筑英和他的研究小组经过700个日日夜夜的努力,建立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日本学者村田和美参观之后,惊异地说:“想不到中国这么早就研制出了这样高精度的装置。你们应当把它报道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的才能。”

文革爆发后,蒋筑英没有工作可干,但他耐不住寂寞,经常到实验室,把实验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在大多数人放弃知识的时候,他依然每天读书,几乎是书不离手。妻子路长琴说:“蒋筑英和我说,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科技进步,社会进步还得靠知识。”

文革结束后,蒋筑英和他的研究小组努力攻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果。他们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建成了国内第一流的光学检测实验室,接着又设计了中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并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许多关键性技术。蒋筑英渐渐成为中国光学界光学传递函数计算、装置、测试以及编制程序、标准化等方面的专家。

“中国有内行”

1979年,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派蒋筑英去西德进修。他省吃俭用,半年时间省下不少钱。朋友劝他给家里买台彩电,回国的时候,蒋筑英用节省下来的外汇给所里买了1台英文打字机、1部录音机、19台电子计算器和一些光学器材部件。剩下的钱,全部交给了所里。

吉林省进口了一批光学器材,商检部门请蒋筑英帮助检验产品质量。他和同事们使用自己设计制造的测量装置,对其中的镜头进行检查,发现质量不符合标准。他把拍摄下来的照片和材料交给有关部门,主张向外商索赔。外商看了检验报告后,佩服地说:“中国有内行!”蒋筑英一丝不苟,不仅使国家免受经济损失,也维护了祖国的尊严。长春几家光学仪器厂,一直都把他当作参谋和顾问。王大珩评价他的学生说:“蒋筑英是科学界的雷锋。”

蒋筑英十分关心群众的疾苦,在生活中,他总是无私地帮助别人。妻子曾说他“什么活儿你都揽,谁的事儿你都管,吃饭走路你都嫌浪费时间”。大家称他为“不管部长”,所里的老同志说他是“永动机”,他把自己比作“铺路石”。

工作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蒋筑英总是为国家着想,为他人着想,却很少想到自己。他的门牙脱落了,抽不出时间去镶;身体有病,不肯抽时间上医院去诊治。他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腹痛越来越厉害,他的爱人多次催促他看病,他老是说:“等明天吧”。

1982年6月,在蒋筑英生命的最后4天里,他收拾了新建的试验室,修好院里的柏油路面,帮助同事家修理下水道,又忍着腹部的疼痛到成都替一位家有急事的同事出差。飞抵成都的当晚,他召集验收组的人员开会直到深夜11时。次日一大早,他换乘两次公共汽车,步行了许多路到达工厂,忍着病痛开展工作。

6月14日深夜,蒋筑英因腹痛难忍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他患有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病、急性肺水肿等多种疾病。6月15日下午5时3分,因抢救无效,蒋筑英在医院去世,终年43岁。

作为中国光学界一位颇有影响的中年科学家,他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当代知识分子的奉献之歌。蒋筑英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中共吉林省委根据他生前的表现和愿望,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蒋筑英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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